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

日期:2021-04-07 作者: 硕博论文网 编辑:vicky 点击次数:177
论文价格: 150元 论文编号: sb2021031714503834972 论文字数:33566 所属栏目:国际贸易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1)基础电信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垄断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电信运营商市场势力的增强以及电信业垄断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运营商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激发全行业的技术创新。(2)电信运营商的企业规模存在使技术创新最大化的理论最优值,即电信运营商的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之间呈倒 U 型关系,且最优值介于 3564.8-5548.6 亿美元之间。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Computing)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作为科技革命基础性技术的基础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基础电信业的市场结构改革既关系到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关于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不仅具有突出的科学前沿性,而且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回顾中国电信业改革的历程,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从中可以发现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的调整与和技术创新密切关联(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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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研究目标
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和作用机理,通过模型实证求解电信运营商最优市场势力以及电信行业最优市场结构,并分别从发明专利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验证,据此提出中国基础电信业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如下:
第一,理清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以 Aghion etal.(2005)[1]的理论模型为基础,解释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第二,借鉴 Aghion et al.(2005)[22]的理论模型,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建立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求解电信运营商最优市场势力以及电信行业最优市场结构。
第三,借鉴 Correa & Ornaghi(2014)[28]的理论模型,探究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分别从发明专利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建立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
第四,基于上述模型的实证结果和中国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的现状,判断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市场势力应该增强还是减弱,判断中国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应该加强垄断还是鼓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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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反对熊彼特假说
反对熊彼特假说的学者认为,较高的市场垄断程度或市场集中度使在位企业满足于通过较强的市场势力获取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从而减弱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导致企业减少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即市场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存在负相关关系,或者二者之间不存在关系(Scherer,1965[49];Williamson,1965[55];Bozeman & Link,1983[26])。Shrieveset al.(1978)[54]指出,只有在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较高的产业中,产业集中度和 R&D 的负相关关系才成立。考虑到行业间专有性和创新机会的差异会影响行业集中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Levin et al.(1985)[39]在控制了行业间专有性和机会差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市场集中度和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关系。Angelmar(1985)[23]认为,在研发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很高,并且竞争对手能够快速模仿的情况下,市场集中对研究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研发成本和不确定性较低,且存在高模仿障碍时,集中对研究强度的影响是负向的。Geroski(1990)[32]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反对熊彼特假说,并指出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可能并不要求一个高度集中,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Blundell et al.(1999)[24]指出,尽管行业内市场竞争加剧往往会刺激创新活动,但企业市场份额对技术创新和发明专利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白明和李国璋(2006)[3]结合我国工业企业实际情况对熊彼特假说进行验证,用非国有经济比重衡量市场竞争度,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竞争度和创新存在正向关系,不支持熊彼特假说,也即竞争——而非垄断——更有助于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吴延兵(2007)[14]的研究发现以市场集中度衡量的市场力量的变化不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即熊彼特假说的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但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研发投入的增加,即支持熊彼特假说的第二个假设。白俊红(2011)[2]基于 1995-2007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促进市场竞争,扩大企业规模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为了探究中国情景下企业层面竞争影响创新的作用机理,张杰等(2014)[18]基于 1998-2007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调查数据,通过两步系统动态 GMM 方法估计发现竞争和创新之间呈现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提高竞争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研发活动,他们据此认为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竞争程度是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根本性举措。上述研究大部分仅关注本行业或本企业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蔡竞和董艳(2016)[4]则关注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其他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对本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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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支持熊彼特假说
支持熊彼特假说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垄断企业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垄断势力为企业占有技术创新所创造的价值提供了保证,因此企业市场势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即市场势力或市场集中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Prais &Mansfield,1968[47];Caves & Uekusa,1976[27])。Demsetz(1969)[30]指出,由于垄断条件下的创新激励大于竞争条件下的创新激励,因此更强的垄断水平使企业形成更强的创新动力。Loury(1979)[42]的研究发现在均衡状态下,竞争的加强会降低行业内单一企业投资和创新的动机。在实际的初始规模经济中,最优市场结构是由数量有限的公司组成的。如果不对行业进入加以限制,允许充分竞争,那么最终参与到创新竞赛中的公司数量将超过使社会福利最优的公司数量。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loury 认为应该通过设置许可费,有限专利寿命等方法限制竞争,给予在位企业一定的市场势力,从而达到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魏后凯(2002)[14]基于 1999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强度与行业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黎安和罗凯(2005)[20]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企业的企业规模与地区人均专利拥有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提高地区创新程度,但是这一促进效应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安同良等(2006)[1]基于 2000-2002 年 354 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相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倾向于设立独立的研发部门,开展更多的持续性研发活动。张长征等(2006)[16],戴跃强和达庆利(2007)[8]的研究均证明了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研发投入密度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讨论垄断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陈林和朱卫平(2011)[6]基于动态视角的研究指出,垄断与创新之间关系在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技术创新与垄断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进一步解释,企业垄断势力的提升是市场内生的结果,是产业长期演化的自我生成产物,具有增进社会总福利,扩大社会总剩余的作用。在考虑制度背景的条件下,Revilla & Fernández(2012)[48]认为垄断和创新的关系取决于技术体制:在有限知识产权的制度环境中,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成为创新机会的重要来源,因而具有市场势力的大公司的创新绩效比小公司更好,即垄断有助于提高创新绩效。Hashmi & Biesebroeck(2016)[35]基于汽车行业市场结构和创新的研究发现,随着新企业进入,在位者的创新能力将下降;且在保持自身创新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创新将随着竞争对手质量的增加而减少,这些发现与熊彼特假说基本一致。Marshall& Parra(2019)[43]研究认为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从长期来看,减少竞争会增加研发和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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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计量方法...............................14
3.1 理论框架....................................14
3.1.1 基准模型...........................................14
3.1.2 企业层面的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15
第四章 实证分析...................................22
4.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分析............................22
4.1.1 变量定义..................................22
4.1.2 数据来源....................................26

第四章 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分析
4.1.1 变量定义
(1)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
如何准确刻画行业或企业创新活动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难点之一。文献梳理发现,从创新行为的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一般使用研发密度(Angelmar,1985[23];Lee,2005[38];朱恒鹏,2006[21];陈林和朱卫平,2011[5];Peneder & Woerter,2014[45];李健等,2016[10];蔡竞和董艳,2016[4];张杰等,2017[18]),发明专利数(Aghion et al.,2005[22];平新乔和周艺艺,2007[13];Hashmi,2013[34];Correa & Ornaghi,2014[28];张杰等,2017[17]),全要素生产率(Correa & Ornaghi,2014[28])等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相较于研发密度指标,使用发明专利数指标衡量创新水平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准确性。研发密度(R&D Intensity)指标既包括研发成功的投入,也包括研发失败的投入,从而高估了企业实际的技术创新水平,而发明专利数指标则仅计算企业研发成功的数量,其反映的信息更加准确。二是客观性。研发投入密度为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显然其数值的大小会因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而改变;与之相对,发明专利数不受企业会计准则影响,因而更加客观,更加真实。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许多企业倾向于避免披露他们的专利而选择依赖于商业秘密,以此增强和维护企业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收益,另一方面发明专利数无法衡量企业由于引进非本企业发明的技术或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带来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发明专利数指标只能部分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为了克服发明专利数指标的上述局限性,本文遵循 Correa &Ornaghi(2014)[28]的方法,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一更加全面的指标作为发明专利数指标的补充。因此,本文将使用两组变量衡量技术创新,分别是发明专利数(Patents)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发明专利数刻画的是企业或行业技术创新的数量,而全要素生产率则反映的是企业或行业技术创新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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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政策建议
已有关于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莫衷一是,尚未达成共识。为了给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基础电信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本研究旨在检验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对电信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实证检验的重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建立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求解电信运营商最优市场势力以及电信行业最优市场结构。第二,本研究分别探究电信业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具体来说,分别从发明专利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建立电信业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实证模型。第三,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以解决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1)基础电信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垄断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电信运营商市场势力的增强以及电信业垄断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运营商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激发全行业的技术创新。(2)电信运营商的企业规模存在使技术创新最大化的理论最优值,即电信运营商的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之间呈倒 U 型关系,且最优值介于 3564.8-5548.6 亿美元之间。(3)基础电信业总体技术创新水平对电信运营商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全行业技术创新的提高有助于电信运营商的技术创新。(4)基础电信业专利储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5)基础电信业用户规模的扩大对电信业技术创新水平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为促进中国基础电信业技术创新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深化基础电信业市场结构改革,提高电信市场垄断程度,扩大电信运营商企业规模,加强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势力。首先,目前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为代表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均未能达到最大化技术创新的理论最优值。因此既要坚持国有基础电信企业在国家电信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又要深化国有基础电信企业的改革,努力把国有基础电信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借鉴美国 2018 年合并电信运营商 Sprint与 T-mobile 的经验,必要时可以为电信运营商的合并或联合提供政策支持和有利环境,以更好地迎接 5G 时代的技术挑战。其次,与基础电信运营商相比,以蜗牛数字,阿里通信,迪信通,话机世界等为代表的虚拟运营商的企业规模仍十分小,且远远小于最大化技术创新的理论最优值。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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