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治理视角下农村移风易俗问题研究——以豫东Z村为例

日期:2020-11-21 作者: 硕博论文网 编辑:vicky 点击次数:85
论文价格: 150元 论文编号: sb2020112022315333635 论文字数:33622 所属栏目:MPA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文就豫东 Z 村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为例,针对 Z 村内部社会结构离散。
村民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导致依靠村民自身难以有效生成地方性自治规则的现实以及村民自治意识薄弱,到现在为止尚未有成立任何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认为要想有效推进村内移风易俗运动,促进乡风文明就必须建立起以镇政府为主导的嵌入式治理模式。形成镇政府与村内的红白理事会均嵌入村内移风易俗治理场域且彼此之间又深度互嵌的治理格局。一方面发挥镇政府整合乡村社会结构,建立社会秩序与完善农民价值体系的功能,增强镇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巧妙控制;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发挥红白理事会等社会自治组织对村民红白事操办中存在的一些陋俗进行规制的作用,突破镇政府难以深入私人领域对陋俗进行改革的限制,切实实现移易陋俗,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美丽乡村的组织使命。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中共十九大报告简明扼要地将“乡风文明”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彰显了乡村振兴实现过程中乡风文明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不仅要重视物质方面的振兴,更要重视精神的振兴,文化的振兴,唯有在巩固好农村现代化建设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基础上,树立文明乡风,才能不断推进乡村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乡村振兴才有内涵深刻与灵动的灵魂。
反观乡村振兴的推进情况,农村物质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农民的物质财富也在不断积累,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却十分落后甚至匮乏,一些陈规陋俗又重新卷土而来:天价彩礼,红白事的大操大办,人情礼俗泛滥,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农民致贫返贫,而且还引发了农村社会内部村民关系的功利化和情感关系的物质至上主义1,使农村社会风气加速衰败,民俗文化日益异化。2019 年乡村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尖锐指出:“人情礼金支出作为广大农民的第二大支出,突出反映了因婚致贫现象在部分农村地区的严重程度。因此,现阶段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决反对高彩礼等农村社会内部泛滥的陈规陋俗。”与此同时,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做出同样指示:“要求全国农村地区继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支持农村各类自治组织对婚丧仪式中存在的陋习,高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必要时可以采取约束力较强的举措。”2中央一号文件对于移风易俗的高度重视及其所做出的重要指示,也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着力推进以移风易俗为先导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并且要切实贯彻。
然而,乡村风俗作为一种乡村内生性的秩序规范,对传统的保守性延续3也表明了移风易俗工作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因此,风俗的移易不能仅仅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下发几条政策,几个公文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还需要与乡村社会内部的农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广大村民等各类主体互助合作,发挥多元主体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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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相关文献综述
1.乡村移风易俗文献综述
新时代,我国农村脱贫攻坚任务取得丰硕成果,广大农民得以脱贫致富,顺利踏上乡村现代化的崭新征程。当前,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状况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匮乏的失衡状态,这种社会系统内部的张力,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因此,必须加以重视和着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改革与摒弃农村天价彩礼,婚丧仪式大操大办等严重扰乱乡村社会风气的陈规陋俗,旗帜鲜明的进行移风易俗。之所以要对这些过去曾发挥凝聚村民,规范农村社会秩序功能的风俗进行移易,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一是,乡风礼俗过于繁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二是,乡风礼俗过于铺张,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三是,现行的部分乡风礼俗导向与我国的政策精神相悖。四是,部分礼俗陈旧,落后,早已不适应现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陈寒非,2017)因此,应该因地制宜的部署相关治理措施以有效推进移风易俗,改变村内奢靡攀比的社会风气,维护村内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围绕移风易俗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以下视角切入,一是从治理的视角。就“治理”角度展开的研究中,还可以依据治理主体不同,分为以自治组织为主体的治理及以党委,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主体的治理及多元主体治理三部分。认为移风易俗的开展应该坚持村内各类自治组织主体地位的学者们认为:移风易俗工作应该重视文化因素(杨华,2019),基于“地方性知识”形成的社会规范,如村规民约对农民的行为加以规范,并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如红白理事会等来实现有效治理。4而认为开展移风易俗还是需要依靠党委,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学者们,如赵辉,针对 H 市所辖的农村地区存在繁重的人情负担现象,深入探究该地纪检部门的专项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据此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5唐钱华则通过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移风易俗运动为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地方政府作为移风易俗运动主导,存在的错位现象,提出应该促使政府回归其本位,在乡村振兴中要以“文化治理”理念作为指导,建构起政府主导,民众主体,社会组织参与的关系模式,注重多元主体治理作用的充分发挥,尤其要注重对村民主观能动性的激发,从而使地方政府正确发挥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6杨旭东则从晚清以来各个时期的政府均致力于开展移风易俗,却始终未能达到移俗目的来证明:移风易俗工作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作。新时代农村的风俗移易工作虽然小有成效,但却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矛盾,如政府的主导地位与农民的主体地位之间,做法的生硬与风俗的灵活性之间,政策一致性与地区差异性之间,典型与普及,运动式治理与风俗惯性之间的矛盾突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风俗的认知存在偏差,社会建设严重落后以及没有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因此,政府要着力改进这些工作,促进农村社会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7方军,陈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理论指导,集中解决移风易俗中的高彩礼问题,认为需要引入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高彩礼治理,从而增强政府的职能作用,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高彩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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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农村移风易俗
“风俗”主要是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都严格遵守的行为模式,规范与礼仪要求。它对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行为规范和制约作用。乡风民俗作为民间非正式文化制度,其长期以来发挥的对广大村民进行社会教化的功能备受国家权力的高度关注,并希望通过影响社会风俗的形成与固定以增强对社会的渗透甚至控制。因此,风俗也就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移风易俗”即是要随着时代的变迁,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社会秩序的构建需要及乡土文化的延续,对乡村当下存在的陈规陋俗进行改革,防止其成为特定地方的陈规陋俗,甚至沦为基层治理的“恶法”。新时代背景下开展移风易俗,既是树立文明乡风的重要工作,又是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二)乡村治理
“治理”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反对传统管理思想中所秉持的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管理权限和责任的保守观点,要求构建一种政府,各类社会自治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格局。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公共事务的管理除了依靠政府以外,还存在更多其他更为有效及灵活的管理方式。因而,治理理论的提出,要求在反思传统以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是否具备足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前提下,审慎分析政府在现代治理中充当的角色与可以发挥的功能,以及如何实现良善的治理。
乡村治理则是指乡镇政府,村两委,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及广大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以实现乡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增进广大农民福祉为根本目标,共同对村级事务进行管理与调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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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理论基础——嵌入式治理理论
(一)理论内容及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适用分析
1.理论演进及基本内容
本文的理论指导是嵌入式治理理论。“嵌入”(Embeddedness)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的一种关联性,即一种体系有机植入另一种体系中,在此基础上产生相互的作用与影响,最终构成互惠与合作的交流机制(邹荣,2015)。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主要是分析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间的彼此影响,强调经济系统与社会互嵌的结构特征及相互影响(谭俊峰,2017)。随后,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则将经济对社会的嵌入限定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更加具体的定义“嵌入”概念,并建立起关系嵌入型和结构嵌入型的分析框架。美国学者沙龙·祖金(Sharon Zukin)和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则进一步将嵌入的概念拓展至经济社会学之外的政治学领域,将嵌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完善与阐释。认为“嵌入”分为结构,认知,文化和政治嵌入四种类型,各类型的嵌入都会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学者认为“嵌入”理论十分适合强势国家下政党及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建构,将其引入治理领域,并在对理论的适用中不断丰富其内容。以程熙为代表,将嵌入式治理理论运用于增强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提升其领导力的学者们,将“嵌入式治理”的内涵限定为执政党灵活运用自身及社会精英掌握的各类资源,通过渗透,动员,宣传等对社会整体及其个人施加影响,以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过程(程熙,2014)。颜克高,赵永霞等学者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对地方政府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行为开展研究时指出:嵌入式治理是在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下,政党或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以高效利用基层社会现有的各类治理资源,对基层社会出现的各类问题实施针对性治理(赵永霞,2018)。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可知,嵌入式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党或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有效方式,灵活运用自身及各类社会组织掌握的资源,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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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豫东 Z 村移风易俗现状及问题分析......................................14
一,豫东 Z 村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具体举措 ........................15
(一)制定移风易俗的政策...........................16
(二)促成红白理事会建立.................................... 17
第四章  农村移风易俗的嵌入式治理策略.....................................28
一,农村移风易俗问题的嵌入式治理必要性分析 ...............................28
(一)陋俗赖以存在的离散结构需要政府整合 ................................28
(二)陋俗公私兼具的复杂性质需多主体治理 ..........................28

第四章  农村移风易俗的嵌入式治理策略

一,农村移风易俗问题的嵌入式治理必要性分析
(一)陋俗赖以存在的离散结构需要政府整合
正如上文业已提到的基层政府由于对陋俗在新时代重又卷土重来缺乏认识,没有深刻认识到陋俗存在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作用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原子化”与社会秩序混乱及村民因本体性价值缺失而造成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盛行为陋俗存在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丰厚土壤,因而出现了在移风易俗中职能缺位的现象。
结合 Z 村实际,长期存在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已经导致依靠村民自己难以自生出管理村级事务的地方性规则,因此,客观上仍然需要政府在场,利用多种有效手段,促进 Z村社会结构的整合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唯有如此,才能使陋俗无存在,滋长的空间。
(二)陋俗公私兼具的复杂性质需多主体治理
在这些陈规陋俗之中,犹以彩礼问题最为棘手。这里就以高彩礼这一陈规陋俗为例,探讨一下陋俗在新时代的复杂性质。需要阐明的是:第一,彩礼问题自形成伊始就是一件重要的“公众事件”。费孝通在揭示婚姻的本质时曾明确指出:“婚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力量来确保双系抚育。社会力量促成了婚姻的缔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婚姻达成都是不仅是男女双方及其家庭之间的私事,都需要别人关心与参与。从结婚对象的选择到缔结婚约起一直持续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磨合,或多或少,总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来促成或调解。婚姻关系实质上是一件纯粹的公众事件。这是男女结成夫妇所必需经过的手续。这一系列手续中常包括着男女双方和他们的亲属,相互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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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嵌入式治理作为国家现代治理理念创新与发展的产物,为乡村实施移风易俗运动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支撑和治理模式。本文就豫东 Z 村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为例,针对 Z 村内部社会结构离散,村民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导致依靠村民自身难以有效生成地方性自治规则的现实以及村民自治意识薄弱,到现在为止尚未有成立任何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认为要想有效推进村内移风易俗运动,促进乡风文明就必须建立起以镇政府为主导的嵌入式治理模式。形成镇政府与村内的红白理事会均嵌入村内移风易俗治理场域且彼此之间又深度互嵌的治理格局。一方面发挥镇政府整合乡村社会结构,建立社会秩序与完善农民价值体系的功能,增强镇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巧妙控制;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发挥红白理事会等社会自治组织对村民红白事操办中存在的一些陋俗进行规制的作用,突破镇政府难以深入私人领域对陋俗进行改革的限制,切实实现移易陋俗,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美丽乡村的组织使命。
与其他学者重视在乡村移风易俗领域中的“私权自治”理念不同,嵌入式治理模式强调以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存在与回归,这是基于发展较为落后的乡村自身成长不足和保障农民集体公共利益实现的现实考量,是基层政府勇于担当政治责任的重要体现。在强调国家力量存在的同时,嵌入式治理模式又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始终关注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壮大,并积极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均衡,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有序推进,这也是对于构建理想意义上的“强国家与强社会”。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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